最早的记忆

妈妈的哮喘又犯了，昨天看着冬日阳光暖洋洋的，撺掇她出去散步，三步一歇，又喘又咳，短短五百米走了半小时。“我这是遗传你爷爷的”妈说，“六十几岁他还没有退休时，我送他去塘桥渡口上工，帮他提包裹，他也是这样走走咳咳，我和他一摸一样的。”

外公是七十四岁在午睡中过世，之前就诊断说是“二间病”，就是心跳两次后间隔会漏跳一拍，是心肺功能衰竭的前兆。那年我刚四岁，对外公几乎没有记忆，但那年稍后的一个画面却深刻的印在了脑海中。画面定格在一辆公交车旁，外婆倒在街沿，满脸是血。

那是年初三，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去走亲戚拜年。在二姨夫家吃了晚饭，我便赖着不想回家，于是舅舅决定让我跟着五个表姐去奶奶家住几天。和父母在公交站分别，舅舅抱着我先挤上25路公交车，外婆则和从后门上车，结果意外发生，车上突然冲下一个醉汉，把外婆仰面撞到在地，后脑勺磕了街沿，立刻人事不知，七窍流血。

大人们急急忙忙送外婆去医院。六个小孩子则由当时读中学的大表姐领头，她抱着我，牵着一串妹妹。忙中出错的是，忘了要路费，当时电车4分钱，摆渡5分钱一个人，而我们身边一分钱都没有。不过最终，售票员们都放过了我们，换了两趟车，摆渡过江，到家已近半夜。

八零年还没有普及电话，妈妈是次日凌晨三点被二姨夫的敲门声惊醒，才知道出事了。赶到第一人民医院时，外婆依旧昏迷，值班医生觉得希望渺茫，不敢手术，大家急的团团转。妈妈走投无路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单位医务室打电话。新来的张医生接的，热心的他推荐去找第一人民医院外科的周大夫，三十多岁，个头不高，带眼镜。此时已是初四一早，医院上班时间，妈妈便去门口等，逢人便打听，此时一名三十多岁男医生推着自行车进来，个头矮矮的，一问真巧，是周医生。听说情况后，周医生便径直去急诊室看了外婆的伤势。

“值班医生说的没错。”周医生肯定道。“已经深度昏迷，非常危险。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，找最好的医生开刀，才有一线生机。”看着焦急又束手无策的家属，素昧平生的周医生说，他来想办法。

当天院长值班，他正是脑外科专家出身。周医生便请他来会诊，“老人家七十岁了，平时身体怎样，有没有高血压？”院长问，“没有高血压”妈妈抢着回答了，怕他血压高不收，院长斟酌后也建议手术，并在会诊病例上签了字。后来护士看病例以为这是院长的病人，便请他来主刀。院长虽有些意外，但看到节里没有主任医师当班，便也没有多推辞。

24小时后，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外婆醒了，此后的复健也很好，没有后遗症。妈妈回忆往事时总要感谢当时的几位医生，非亲非故却都竭尽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