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务教育向左，高等教育向右

这是读2019年7月第二届“大学-中学”圆桌论坛王蓉教授的发言《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迷思》的笔记，其中的论点可以一窥当前教育改革的背后逻辑。

王教授有三条核心观点：

一是，中国家长和孩子这么焦虑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中国孩子生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。

首先体现在资源上，央属高校（约一百所）本科生占全国8%，却占有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30%，其中甚至有TOP2这类全球最富有的高校。王教授问，为什么中国会容忍如此巨大，甚至超过美国的分化？

资源投入差距，直接导致教育水平的两极分化，在愈演愈烈的高考指挥棒下，有一个5岁上幼儿园的孩子，就得每天焦虑如何才能进入民办名小、名初中。以上海为例，第一关：初中升普高淘汰率50%，其中优质高中占比10%；第二关：高中考入985/211的比例约为5%，且与优质高中强相关。这就导致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焦虑，一步都不能踏错，每步都面临着筛选和淘汰。

但问题是，上海学生心目中曾经的保底校“上海大学”就是211，也就意味着，仅有头部5%，初中每个班级的第二名都未必能考入。这个心里落差难以调和。

二是，中国基础教育面临拉丁美洲化的挑战，就是一些城市最好的若干所小学和初中全部是民办的，高中是另外一回事。总之都表现在对学生的掐尖。

这就是上海的现状，能否真正做到不掐尖？很难，先看看起因。首先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导致了学校丧失自主权，割裂了校长、教师跟家长直接进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，把有能力的家长和学生“赶”去民办学校；其次一旦民办校形成气候，就成为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，不断自我强化。

当前改革显然着力在第二点上，政策制定这寄予厚望，要扭转生育率下降的大问题。但如果高考指挥棒不改，很难说效果能一以贯之。

高考指挥棒能不能改？这牵涉到王教授的第三个观点：

三是，中国大学的商业模式是什么？

大学模式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谁培养人，怎么培养人，培养什么样的人？

美国大学的商业模式，一句话就是人才的风险投资。美国私立大学很高比例的资金来自于捐赠基金，这些基金主要来自于校友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选人选的是将来可以带来很高投资回报的人，跟商业模式是有关系的。这一模式与社会需要并不矛盾。

再来看中国大学，上述三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。从理念上说并不希望培养只会考试的人，于是大学往往希望有更多“不民主”的，精英型教授治校，以及主观的生源选择。所谓的选择就是掐尖，这与高考指挥棒，与社会当前要求“客观公平”的唯分数论英雄改革方向不合。

以中考为界，义务教育向左，高等教育向右。教育的现在就是社会的未来，如何改革关乎你我。